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背后唐帝国由盛转衰之谜

　　贺知章(韩童生 饰)一首《太和》“昭昭有唐，天俾万国。列祖应命，四宗顺则。申锡无疆，宗我同德。曾孙继绪，享神配极。”道尽了大唐开元盛世，与气势恢宏的唐都长安相得益彰。以贺知章为原型的三品秘书监、靖安司监何执正，在剧中多次吟诵这首《太和》，却并非是为了歌颂，而是惋惜盛世下的危局，最终在花萼相辉楼宫宴上戳破了“皇帝新衣”，说出了憋了多年的心里话——“圣人(冯嘉怡 饰)不再是以前的四郎了”。

　　公元742年正月初一，唐玄宗改元“天宝”。“开元”成了旧历，“天宝”成了新历，李四郎变成了圣人，留给历史的是“旧历开元盛世，新历天宝危机”，唐帝国在此转身。

　　元载(余皑磊 饰)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唐肃宗即剧中太子李亨登基后，因与拥立肃宗的宦官李辅国之妻元氏同族而受重用，唐代宗时官至宰相，其妻确实是王宗嗣之女王蕴秀。元载与李林甫一样，虽是能臣却也是权臣，贪财恋权，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。不过，推行两税法为唐朝续命的唐德宗朝宰相杨炎，却是因为与元载同乡而获重用，当然杨炎的结局也很惨，被德宗赐死。当时为杨炎说公道话的正是同为宰相的李泌(易烊千玺 饰)，李泌出身辽东李氏，西魏八大柱国之一李弼六世孙。

　　危局之下，有的人，如长安不良帅张小敬(雷佳音 饰)，知道唐帝国出了问题却无力解决，只能拼尽全力去守护长安的稳定与繁荣，让普通人仍然能够活在盛世的“梦”中；有的人，如以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为原型的右相林九郎(尹铸胜 饰)，大权在手却甘做“装睡之人”粉饰天宝盛世；有的人，如太子李亨即唐肃宗、户部八品小吏徐宾，知道唐帝国出了问题，也有了解决之道——新税法，却手中无权，无能为力。

　　所谓的新税法，实际上就是李亨之孙唐德宗时宰相杨炎所创之两税法，指向的是传统土地制度破坏后的财政问题。在农耕社会，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，其产出的分配可以被视为一个零和博弈，政府、农民、地主之间分配的均衡是一个王朝稳定与繁荣的基础。

　　王朝初期，大量土地由于战乱变成无主之地收归国有，自耕农成为农民的主体，加之人少地多、轻徭薄役，政府与农民皆大欢喜，达致太平盛世。而随着人口的增长，权贵、地主等对土地的兼并，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乃至农奴，缴税的土地、人口减少，政府收入下降而农民负担却加重，最终导致农民起义以至王朝灭亡。

　　其间，各个王朝为了自救，通常都会进行财税改革，如唐朝的两税法、北宋的王安石变法、明朝的一条鞭法、清朝的摊丁入亩等。但也只能为王朝续命不能根治，最终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就这样来回往复了上千年。

　　唐朝初期施行均田制，即政府将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后，按照每户人丁多寡分配定量的土地。进而在均田制基础上，施行名为“租庸调”的税赋制度，租即地租，庸即纳庸代役——缴纳绢布代替劳役，调即户调——缴纳绢棉布麻。同时，基于均田制建立了兵农合一的军事动员体制“府兵制”，即将全国划分为数百个军府，各地府兵平时为农，每年轮番到当地、京畿、边疆等地服兵役。

　　一个王朝最为重要的财税、军制都奠基于均田制，可以说均田制是唐朝的根本所在，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唐朝百年盛世也奠基于此。然而，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，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。如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人口增至906万户，按照均田令全国应授田总数为14亿亩，但实际垦田数仅8.5亿亩。而据敦煌户籍残卷记载，天宝六年，当地居民程思楚的已受田只占应受田的21%，就连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“京畿地狭，民户殷繁，计口给田，尚犹不足”。

　　授田减少但租庸调并不会减少，农民负担成倍增加，或逃亡成为客户，或投效免税权贵，无疑都会动摇了唐朝的根基。更为重要的是府兵制也因此遭到破坏，不得不招募良家子从军，由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役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。然而，募兵制的花费远超府兵制，又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为了增加收入，旧的财税体制非改不可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职业化募兵的出现，保证了唐军战斗力的同时，又使唐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变为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，边军将领的拥兵自重成为可能，安禄山身兼范阳、卢龙、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十数万即是一例。而当节度使获得地方行政权，实现军政合一时，藩镇割据已经在所难免。

　　此时，藩镇所虑者只不过是中央政权是否足够强大。当中央政权强大时，则称臣尽量向中央政府捞取好处；当中央政权暗弱时，则阳奉阴违待机而动。剧中圣人被劫失踪后，主持大局的以高力士为原型的骠骑大将军郭利仕(吕凉 饰)最担心的即是安禄山等藩镇乘机起兵，然而安禄山终归没让他们失望，于玄宗天宝十四年以讨伐杨国忠“清君侧”为名起兵，次年即攻破长安，史称“安史之乱”，唐帝国由此转衰。

　　为了应对安史之乱，唐帝国又调安西驻军的安西铁军入关，事实上放弃了西域，下一次中原王朝将势力扩展到西域要等千年之后的清朝乾隆年间。